这是一部以平视的眼光写下的《金庸传》，作者依据大量翔实可信的文史资料，以客观、理性的角度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，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，一个报业巨子，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。人性中的欢乐与悲伤，高尚与卑微，谦逊与傲慢……都能在他身上找到。他的理想、事业、婚姻……无不是一个大时代的鲜明缩影。
　　
　　 “抠门”的老板
　　
　　一直以来，金庸既是《明报》的董事长、社长、总编辑，也是报纸社评执笔人。对于《明报》的成功，金庸说过这样一番话：“我想，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，不墨守成规，遇到有困难时，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。不过，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。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，对赚钱很有兴趣，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。”其实他一点也不“糊里糊涂”，而是非常精明，他对金钱不但不是没有兴趣，而且非常在意，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，在《明报》内部一直被称为“抠门”的老板。
　　他说：“办报纸，不能过分浪漫。”与其他大报相比，《明报》的工资低，福利薄，这是《明报》员工，从编辑、记者、校对到排字房、机房工人的同感。他们对金庸最不满的地方，就是工资加得少，连退休金都“缩水”。《明报》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，做了十几年，因为年龄关系，到１９８０年他提出退休，希望能安享晚年。金庸给他发了一笔约数万元的退休金，黄陵表示不满，认为他有心压价，一怒之下，他找金庸交涉，他说：“我的退休金，应该不止这个数目；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，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，在全港报纸登启事，声明黄陵在《明报》打工，现在退休了，只得数万元退休金；由于感激你（指金庸），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！”
　　这件事最后以金庸补钱给黄陵而了结。
　　《明报》员工批评金庸，可以以高薪聘请新员工，但老员工工资偏低，从来没有大幅加薪，以致新、老员工的工资，差距很大。有些老员工，因为生活负担重等原因，不得不离开《明报》，另找工作。所以有人说，金庸一直强调《明报》从不“炒人”是事实，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，不需要他主动“炒人”。金庸自己的解释是，《明报》是一家有地位、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，员工虽然工资较低，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，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强，因为随时都可能面临倒闭。他对年轻的明报人说，在《明报》工作是他们的光荣，别看就这么一点工资，还有人排队想进来。自６０年代中期，《明报》在香港报界享有盛誉以来，有过《明报》的工作经历，的确会身价大增，成为新闻界的一种重要资历。
　　金庸嗜玩“沙蟹”，牌艺高明，据说在《明报》创办早期，由于经济拮据，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以后，就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“打沙蟹”，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。后来《明报》业务蒸蒸日上，他就倒过来，设牌局让员工赢钱。逢年过节，他都会在家里招待员工，牌局是其中必有的娱乐，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坐庄，头一铺必定让员工通赢。这个惯例保持多年，所以，《明报》员工提起到金庸家玩牌，都非常兴奋。
　　
　　 一个大时代中的两个朋友
　　
　　哈公，原名许国、许子宾，福建泉州人，１９３３年生于菲律宾，１９５１年到香港。金庸在《新晚报》工作时，哈公就常给《大公报》《新晚报》写稿，他们因此相识。１９５７年，哈公先金庸进入长城电影公司，曾任会计、会计主任和助理导演，两人成为同事。１９５９年金庸自立门户创办《明报》，哈公直到１９６８年“六七风暴”后才离开左派机构，１９６９年进入邵氏电影公司任编剧，３年后离开，开始独立制片人的生涯，主要拍武侠片，到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初加盟金庸的《明报》集团。他在电影圈长达１８年，写了上百个剧本，导了十几部戏，但没有什么大的成功。独立拍片失败了，他的片子“全世界卖不出去，好在没自杀”。
　　哈公进《明报》后，金庸将明报出版部改为明窗出版社，哈公任经理。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，最后一次校对（七校）是由哈公逐字逐句做的，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。他负责出版了许多有关现代中国政治、文学等方面的书籍。
　　７０年代后期，哈公开始在《明报》开设“哈公怪论”专栏，文字泼辣，嬉笑怒骂，冷嘲热讽，妙语连珠，百无禁忌，以“右”著称，成为香港著名的政论家。１９８４年，他写了一篇《胡说八道》的评论，指名道姓。《明报》压了他的“怪论”不发，矛盾首次公开化，他为此罢写９天，曾引起社会上广泛的议论和关注。据说金庸亲自驾车请他吃海鲜，劝他继续写，只是不要太刺激，他才重新执笔。
　　１９８５年９月１日，《明报》的“哈公怪论”专栏突然消失，那时哈公的怪论正如日中天，名声响亮，拥有很大的读者群。１０月１日，香港一家月刊发表“特稿”，其中说哈公的老板有短简致哈公，示意哈公怪论不能再写了。３天后（１０月４日），“明报编辑部”刊出《关于〈哈公怪论〉》一文予以辩驳：
　　……文说：“老板写了一封短简，着人送给哈公，文词委婉，示意怪论再不能写下去了。”此非事实。本报总编辑月来和哈公恳谈数次，请喝美酒、致函求稿，最近一信系中秋后所写，仍为邀其续写怪论……
　　哈公对此文有多达八处的亲笔批注，如关于老板给哈公的信，“不是示意不能再写，而是示意要‘炒鱿鱼’”等等。
　　《明报》副刊的“哈公怪论”从此没有恢复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祁弹怪论”。不久，开辟“自由论坛”版，发表“不代表本报立场”的言论，“哈公怪论”又有了一席之地。
　　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，哈公与金钟、许行筹办政论刊物《解放月报》，１９８７年１月８日，《解放月报》正式创刊前夕，金庸看到了哈公拟的“遗失大批水货”的创刊广告，请哈公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。事后，哈公告诉朋友，退休金已解决，金庸嘱他一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《明报》，惟一要求他继续给《明报》写怪论。他终于离开了服务１１年的《明报》，那天，他回到“解放”，心情很低沉。这年２月，因一篇怪论被压，哈公第３次罢写，彻底结束了同《明报》的文字关系。
　　５月，哈公突然病倒，住入广华医院，第一个送来花篮的是金庸。到他第二次紧急住院时，有人向金庸作了报告，金庸派哈公在《明报》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，吴曾几次打电话给《解放月报》总编辑金钟询问病情。６月１５日，哈公病逝。当金钟、许行去《明报》找吴志标时，他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借口避而不见。
　　“解放”初创，筹办哈公后事的人力、财力都不够，不止一人提出向金庸求助，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，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。据说金庸正在广州开会，得知治丧会的请求，他表示可以“考虑”。６月１６日下午《明报》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，他正式表示自己不宜出面，费用也不宜出，许国走时已给了他一笔钱。金庸一表态，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《明报》中、高层人员纷纷退缩。除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张健波外，只有《明报》“中国消息”版编辑李谷城留下，他是许国的同乡、同事、同道。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，但终于没有来。但金庸和《明报》许多哈公的朋友都送了花圈。
　　最后一个希望是，在《明报》刊登哈公讣告能减免广告费，时任总编辑的王世瑜表示，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，不过“这张报纸不是我的，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”。６月２３日晚，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，两次４个广告共约一万多港币。
　　朱园先生在《哈公与金庸的恩怨》一文最后说：“这是一个大时代的两个朋友间的故事，他们是民族灾难下避居香港的一代，他们有着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遇，无论对他们历史评价如何，个人的机运如何，毋庸置疑地，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的人，有信念而且十分执著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