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效益还算可以的国有企业工作。我的岗位是总办秘书，日常除了写文件，就是为总经理服务，包括拎包倒水，甚至帮他去接放学的孩子。这虽然和我的职业期待相去甚远，但当时我已经非常知足了。我的家境不是很好，毕业“跑工作”时我几乎花完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所以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。

熟识的人都说我的起点不错，他们说只要我安心“抬轿子”，迟早也能熬成坐轿的主儿。说实话，我当时的心里也做过这样的梦。但在这个单位呆不到两年，我竟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——辞职来逃离这个环境。现在想起来，内因是因为我年轻气盛，而外因则来自总经理的“老板作风”和“家长作风”，让我备受伤害。

第一次感到伤害是那次陪客户吃饭。我本来在大厅吃工作餐，总经理突然让我到包间敬酒。那天的主宾是某乡镇企业的厂长，也是“酒精考验”的老江湖，我把自己能想起来的劝酒辞都说了个遍，可他还是能说出不喝的托词来。总经理对我的无能很是生气，说：“你这大学生，不是在街上打传呼买的文凭吧？连个酒都不会敬……”我在经历了如此尴尬情形之后才终于明白，总经理对大学生并不看重。那天公司有资格在包间陪客人吃饭的没有一个上过大学，所以他才肆无忌惮地拿我开心。

见习期满后，公司安排我负责调度办公用车，算是有了一点小权力，没想到我又因此受了一场屈辱。

公司的几辆轿车，除了一辆奥迪外，其余的都不上档次，不是车况不好就是牌子不硬。所以总经理在家时，这辆奥迪就成了他的专车。不过，如果他到外地出差了，几个副职就会争着用这辆车，谁不爱面子啊？这年夏天，总经理到深圳去参加会议了，一位姓杨的副总的亲戚要结婚，头天下午他就做主派这辆车第二天去接新娘。谁知第二天一大早，总经理的太太却打电话说上午12点要用车去机场接亲戚。我丝毫不敢怠慢，马上派一辆车况最好的桑塔纳到她家楼下待命。一会儿，司机却回来了，说：“老板娘嫌我的车破，点名要用那辆奥迪。”我意识到大事不好，强撑着给她打通电话，刚把奥迪车的去向说完，还没来得及说出求她凑合凑合的话，她就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这孩子怎么不懂事，谁是你的老板啊？那辆车是你们马总的专车，老杨他一个副总有什么资格用啊？你马上去给我追回来，车我是用定了！耽误了我的事，你以后就不用见马总了！”说完她就“啪”地挂上了电话。

那时刚刚10点钟，奥迪车还没有往新娘家去。我马上赶到杨总亲戚的家，他果然正和亲戚在家聊天。我把他拉到外面，听我想用桑塔纳换走奥迪的想法后，他马上就急了，说：“你小子，不能没有一点儿人性啊，你说人一辈子能娶几回媳妇？你就不能让人家体面一回？你现在来搅局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”我觉得他说的也是人之常情，而且我也听出了他话里的弦外之音，就想再给总经理的太太打电话通融通融。我不好意思在杨副总面前打，怕双方争执起来让我更加里外不是人，就跑到远处用公用电话打。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她那边说了一句“算了，这车我不用了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我再次站到杨副总面前时，他已从我的脸色中看出了谈判的结果，他不等我说话，就开始破口大骂总经理和他的太太，当然也骂我。骂完了还是不同意把车换过来。我不敢还口也不敢解释，只能唯唯喏喏地求他。到最后我几乎要给他下跪了，他才铁青着脸，说了很多难听话，同意把车换走。

我们开着车来到总经理家时，保姆说太太已经去机场了。我们不敢怠慢，风驰电掣般往机场赶。进了到达大厅，我看见总经理太太正站在门口悠闲地看着电子屏幕，知道客人还没有到达，我的心才略为平静，我说：“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，您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她笑了，指着不远处停车场上一辆奔驰轿车说：“就你们公司那几辆破车，哪一辆我觉得都拿不出手。你们马总那么多朋友，我什么好车借不到？实话给你说，我压根儿就没准备用你们的车，这不，这辆奔驰我昨天晚上就联系好了。”

我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，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司机仗着经常给总经理开车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阿姨，您这是何苦呢？让我们哥俩这通猛赶，刚才差点儿没让杨副总把人给吃了。”总经理太太收住笑容，用意味深长的表情看着我们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说出下面这句话：“何苦？我就是要试试你们这些下人，老马在和不在时是不是一个样儿。”

好在总经理回来听说这件事后，很巧妙很含蓄地给我道过一次歉，对我算是莫大的安慰。但新的阴影又很快笼罩了我：不止一个人给我传话说，杨副总已经放出风声，说一旦他做了公司的老大，首先要开除的就是我和那天的司机。我知道，他是否能够当老大是否能够开除我倒不一定，但小鞋他肯定是为我预备好了。

转眼到了年底，发生了一件事不关我却直接促成了我辞职决心的事情。

春节前，主管单位来公司检查工作，公司要设宴隆重款待。但不久前媒体刚刚曝光了几个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典型，所以就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：买来各种高档菜肴和烟酒，在公司职工食堂设宴招待。厨师是从饭店请的，服务员则是从公司女职员中挑选的。

宴会进行得很顺利，宾主尽欢。故事发生在酒后去公司会议室：那天来的一位处长喝醉了，把会议室当成了歌舞厅的包厢，死死抱着一位叫袁利的姑娘不松手，还在她身上乱摸。袁利是公司的出纳，性格内向，平时为人严谨，恼羞之下她抬手打了他一耳光才得以挣脱。一耳光打醒了那位处长，他骂骂咧咧地把会议室砸得一塌糊涂仍不罢休，扬言要怎么怎么着……总经理吓得出了汗，走过去点头哈腰地再三道歉。后来那位处长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：要袁利跪下来给他道歉。公司在场的人都对他的无理要求非常生气，没想到总经理竟一口答应了，马上命令袁利去下跪道歉。袁利哭着不愿意去，总经理恶狠狠地说：“不去我就开除你！”袁利说：“你开除我吧，我不干了。”总经理近乎咆哮地说：“你滚……”事后，总经理扣掉了袁利的年终奖。

我们大家都知道袁利家的生活非常困难，年终奖虽然不多，但的确可以救她的急，可是没有人敢去给她讲情，我们行政上的十几个年轻人决定每人凑100元钱给袁利。钱凑好了还没有给袁利，就被总经理知道了，他说：“谁敢给她钱，我就处理谁。”我们知道他说得出就做得到，只好作罢。

袁利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。几个月后，公司借口精简行政人员，让本是会计学校毕业的袁利去公司仓库做保管员。公司仓库距市区有15公里，袁利刚表示不想去，公司就宣布限她3天内去上班，否则就地下岗。袁利哭哭啼啼地去上班很久了，我才明白总经理为什么这么恨她：那位处长一直扬言：“老马不让我愉快，我就让他仕途不顺。”总经理不敢得罪处长，就把气往袁利身上转移：“你坏我的事，我就毁你的饭碗。”他的真实用意是：如果能够开除袁利就能让处长消气，但直接开除或辞退袁利，他害怕会引起劳资纠纷，所以故意给袁利制造多种不愉快，想用这种办法达到逼袁利主动辞职的目的。

在刚得知真相的那段日子里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每每想起袁利的事就难以入睡，有时候还会为这个已让我万分失望的环境而泪流满面。这以后，离开这个环境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。我首先想到了调动工作，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：因为我知道，我想调动工作是何等艰难何等无望——哪家单位会有位置让素不相识的我去干呢？终于，我想到了辞职。

下定了决心后，我对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说了我的想法。他劝我不要冲动：“天下的老板都一样，你端着人家的饭碗，连一点委屈都咽不下，那哪行啊！，再说，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下家，辞了职你干什么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就是沿街乞讨，也不愿再过这样的受侮辱的生活。”

他笑了，说：“那你当初还上什么大学，要从小就学讨饭，没准儿现在已当上了丐帮帮主。”

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激灵，几乎就要动摇我辞职的决心了。但我还是笑了，是那种强挤出来的故作轻松的笑。

等我办完各种手续，离开公司时，我流下了伤感的泪水。我知道，在这里时我是被压在石头下的小草，但离开了这里我只能是在风中飘荡的无根小草。

这以后，为了生存，我背井离乡，先后漂泊到北京、深圳、上海，因为“打工仔”的身份饱受诸多不公。说实话，现在我常想，如果那时的我能够预知现在的经历，我很可能不会选择辞职。但既然选择了我就不后悔，因为辞职让我得以保留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激情，我崇拜那时的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