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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岁那年，因为没有敲开大学之门，我背上背包上了治河工地。在工地上，村长发现了工休时常常躺在草丛中读书的我。有一天，村长捎话让我去村办公室。推开虚掩的门，静悄悄的办公室里一张桌子的抽屉半开着，抽屉缝里露出一沓“大团结”(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)。本能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必须远远地站着，而且不能离开，只有死守到有人来方能说得清。
一会儿，村长笑吟吟地从里屋走了出来，拍拍我的肩膀。于是，我做了村机械厂的出纳兼管库员。
也许，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都将发生在一年后的那个冬日。那时，我刚把厂里保送我上机械学院的政审表交到乡上，又帮父母卖光了家里能卖的所有东西，凑了1456元，把突患多发性神经根炎，一夜之间全身瘫痪的小妹送进了医院。我走街串巷，看遍了大街上张贴的一张张花样繁多的悬赏告示，梦想着有个什么机遇使我干瘪的腰包能突然间鼓起来。回到家里，我躺在空寂的床上，不知怎的，一闭上眼睛，眼前总是飘着钱的影子。鬼使神差地，我来到我的办公室。今天的钥匙怎么这么沉，费了好大的劲，我终于打开了保险柜。
看着这花花绿绿能换来一切的好东西，我的脑子像发了酵的面团，在慢慢地膨胀。当我的手正要伸向那一捆捆钞票的一刹那，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年前村办公室的那一幕———开了一条缝的抽屉和笑吟吟向我走来的村长。我的手开始发抖，我终于守住了那道欲望的防线！
可是，钱的魔影还是赖着不走，总是在我的眼前飘过来荡过去。我想到了堆在库房角的铜质废部件。为了做得逼真，我把那些废部件敲扁、捣碎，还卸下了窗户上的一块玻璃。在那个只有天知、地知、我知的晚上，我捂着怦怦跳动的心，把那在我看来能解救我于困境之中的5公斤“财宝”拎回了家。
第二天，为了不出意外，我将它送往20公里外的一个废品收购站。开票时报了真地址，但报了假名的我等来的不是48元人民币，而是一间空房子、一杯开水、一张报纸。那位目光像刀一样犀利的收购员说：“这些东西私人不会有，我陪着你好好学习，等着你们单位和公安局来领钱领人。”
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此刻，我痛惜的不是那48元钱，而是政审表上如果写上一个“贼”的评语，等待我的将是又一种不堪设想的后果……
我无奈而又惧怕地等着，等着那位铁面无私、六亲不认的周厂长；等着公安局那副冷冰冰的手铐；等着父亲雨点般落在我身上的拳头。等啊等，我反倒萌生了一种让这种结局尽快到来的渴望。我受不了这惩罚前的精神折磨。
好久好久，收购员再次折进屋，倒背着双手静静地望着我，塞给我一张纸条：“看吧，小子，你遇到好人了。”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，与发票上一样的笔迹映入眼帘：“娃子，我不想见你，更不想知道你是谁。今天的事，只有你知、我知，还有这位替我写这几句话的人知。拿上你要卖的东西，好好地放回原处，希望你以后永远做个好孩子。”
我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只有周厂长才叫过我“娃子”。我紧紧地咬住嘴唇，咬出了一股咸腥味。
后来，我还是“堂堂正正”地走了，走进了大学的校门。那张纸条也被我珍藏起来，它就像一只长期栖息在我生命之树上的啄木鸟，永远维护着我的生命。
（摘自《燕赵都市报》）青年文摘网 www.21read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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